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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国有资产,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第二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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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国有资产,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第二次合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记者(以下简称记):华老师,近来由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批评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而引出的争论成为时下热门话题,我想,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是不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出了问题?华民(以下简称华):我反对郎咸平关于停止国企产权改革的观点,这不是保护国有资产的方法,不过是让国有资产以另一种方式烂掉而已。国有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我国几代领导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在二十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逐渐摸索出来的。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得到了肯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改制不是一个会计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郎咸平是混淆了这二者。记:但是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得确实比较严重了。去年您在校刊谈过如何保护私有财产,今天谈谈如何保护国有资产好吗?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不是方向问题,而是方法问题。1995年世界银行有一份全球性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效率低下,因为它不是盈利的工具,它是政府安定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工具,这是由它的产权的公共性所决定的。既然国有企业不是盈利的工具,所以它的数量就不能多,否则一个国家就将没有能力来负担国有企业的资金消耗。我国是一个从以国有企业为微观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民营企业为微观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所以“国退民进”的改革是必需的,卖掉大部分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在让它们民营化的同时变现国有企业的资产,事实上是对国有资产最好的保护。假如维持国有企业的现状,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那么集中在国有企业里的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也会因为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而逐渐地烂掉。相反,假如借助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公开行出售国有资产而把集中在国有企业里的实物资产转变成为货币资产,并把这些货币资产用于建立和完善社保和医保等体现社会主义关怀的保障制度,那么中国就有可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在国有企业资产出售的过程中难免也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转制过程中如何减少以至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去探索更好的产权改革方式,而绝不是停止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在此搁浅。记:您一直坚持“国退民进”的观点。华:是的!看一下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事实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比如江苏、浙江、广东这些民营企业欣欣向荣的地区,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居民的就业率也很高,并且收入也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东北、西部经济为何停滞?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记:也有经营得好的国企,中国的500强中多数是国企。华:怎么看经营得好?财务报表吗?那没有意义,数字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可以造假。一些“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做大并不是经营有方,而是靠政府存量,靠权力,靠垄断,它们的利润不是财富的增值,而是财富的转移,是以牺牲老百姓和其它企业的财富获得的。看看中国几家大的通讯公司,至今还在向使用手机的消费者双向收费,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获取利润合理吗?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意义吗?我今年夏天到澳大利亚,买了张10元钱的卡,天天打,打了一个星期还没用完,为什么这样便宜,就是因为通讯市场不存在国家企业的垄断。记:在国企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不公平,普通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阶层,他们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但在国企改革中,他们仿佛被遗忘了。华: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都是多数人补贴少数人,所以发达国家是补贴农民的。我国正好倒过来了。要根本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不应当依靠收入的再分配,而是要靠工业化、城市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农民变成工人,变成城市人口,这才是出路。其实农业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产业,因为它靠天吃饭,从而具有不可预见性,相反工业则是一种可预见的产业活动,风险相对较小,所以,要使农民富起来出路只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结论是很明显的,不是国企改革遗忘了农民,而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大量资金无效率地集中在国有企业里,拖延了中国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的进程,再加上由政府忙于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控制和监管所造成的职能错位,使得农村的改革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记:那么在眼下的改革中,普通老百姓就得不到他们该得的了?华:我说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指的是民营化,而不是私有化,是卖掉国企,而不是分掉国企。苏东就是前车之鉴,它们搞了私有化,人均一份分掉国有资产,表面是公平了,结果呢?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能力持有他们分得的那一份资产,只能贱卖,国企垮了,国家也穷了,人民也穷了。所以均分国有资产所带来的当期公平其实蕴含了长远的不公平。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是政府通过出售国有资产以换取现金流量,政府用这笔存量资产变现的钱可以立即充实社保和医保基金,并且伴随着国有企业民营化而来的效率的提高,还会给政府,从而也就是全体国民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现金流。政府得到的这些税收又可以进一步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促进社会的公平。记:要保护国企产权改革中的国有资产不流失,在现有国情下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华:我也反对MBO(管理层持股),那是美国公司体制的产物,而中国还是转型期经济,两者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不适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应当采取公开透明的方法,在阳光下操作。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合理的民营化方式,但无论何种手段,公开透明都是公平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国企的厂长经理们积极推行MBO?因为这种方法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从而可以从中谋私。要想在透明和公平的市场化条件下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的民营化改革,就必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比如资产评估中介、审计等等,在此基础上实行国有资产的公开市场竞价拍卖,有实力的中外投资者都可以来,并且必须用自己的现金流来购买,决不允许用目前盛行的那种“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已经在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出售方面进行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上海电器集团在上海产权交易所的公开交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发展生产力曾是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合法性的基础当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发展生产力已不能完全作为解释改革合法性基础的单一维度,公平问题成为考验中国市场化改革合法性的第二维度公平,其实弹性很大,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平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可容忍的不公平极限  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网上舆论几乎“一边倒”,郎咸平支持率出奇的高,而表达了不同意见的学者,常招致轻则嘘声重则骂声。网络言论虽然泥沙俱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矛盾。矛盾从何而来?就事论事无济于事,从理论上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何谓改革的合法性?通俗地说,就是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得到支持,改革就会顺利进行;得不到支持,改革就可能出现挫折。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合法性问题始终存在,前一次重大考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充满疑虑: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吗?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是邓小平同志如此简单而又充满智慧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一阶段,一大批经济学家为论证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确立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做了大量系统性、基础性的工作,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问题,给改革开放实践铺平了道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恰恰是我们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改革结果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改革无疑就会被他们认为是成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让中国成功跨越第一次考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去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其主体就是国有资产的存量改革。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国有企业、其中大多数是制造业企业的形式存在着。国有企业是谁的?似乎每个国家公民都有份,过去这是隐含的,表现为终身制的工作、福利体制等。也就是说,过去政府与百姓间存在一种契约,国家以财富的公有制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今天这个契约动摇了,百姓便要求算一算多年来对国有资产形成所作的贡献。这就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合法性问题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要深化,必须再次从理论上解开合法性之锁,从而继续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否则,现行改革就会遭遇不配合,影响改革进程。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合法性的争论首先是从理论界开始的。激进派经济学家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方式,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国资流失,其他方式如引进外资、产权多元化等,也都被部分学者评价为国有资产流失或少数人多吃多占。但不进行存量改革又不可能。长期以来在产权不动前提下采取的增量改革方式,如放权让利、改善激励机制等,并没有阻止大量国有企业走到持续亏损、难以为继的境地,所以现在动产权是必然一步。  前段时间,一些专家对国企改革提出的质疑,为什么会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因为说出了目前存量改革所引发的一些不公平现象。由于存量资产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改革开始变成了一种公共政策,需要公众来参与讨论,需要有公众基础,而公共政策本身必然涉及到许许多多利益相关者。于是,发展生产力已不能完全作为解释改革合法性基础的单一维度,公平问题成为考验中国市场化改革合法性的第二维度,也就是说决策时要把公平维度加入进来。毋庸置疑,当改革领域的评价基础发生变化,这个决策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存量改革的合法性,不仅涉及到财富创造问题,还涉及到财富分配问题。任何事都不可能有绝对公平,改革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今天我们的国企改革还不仅仅是财产分配,更要重塑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要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中国有竞争力的创造能力,造就优秀企业家。对这个国企改革的使命,我们必须想清楚。有了优秀企业家,才能产生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才不仅是简单的“汗水”,而加入了“灵感”。但激进派的观点确实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如何最大限度保证公平。什么叫公平的改革?从历史上看,国有企业改革不存在谁欠谁的问题。产权改革过程中,公平问题,首先是个观念,其次是个程度。公平的弹性其实很大,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平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可容忍的不公平极限。在不同的领域可能有不同的极限程度,不同的群体看到的公平模式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传递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改革的成果。我们更应该知道,中国改革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参照,中国的改革从总体上来看是实验式的,而不是设计式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中国的这种改革其实就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改革。还应看到很多地方的国企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首先满足职工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实验式、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改革方式,正是不断把公平性纳入其中的过程。  管理层收购遭到许多人反对,但从某种角度看,这确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一些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成了地方政府的沉重包袱,急于寻找投资者接手,此时管理层在经济上积累了一定基础,较有条件收购所经营企业。同时这些国资存量已不能创造增量,卖价不可能向上走,这就出现了国企普遍贱卖的现象。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据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对美国的观察,市场经济国家中私有财富所占比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社会管理的,很难说是私有财产。他把它们定义为“第四种财富”。例如汽车巨子福特捐资成立的福特基金会,独立于国家、私人和企业,性质是社会化的,由职业的、有责任心的人管理,其目的是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福特基金会在各国设有办事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初就是在它的资助下成立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就在福特基金会全额资助下出国留学,张军本人也是受益者之一。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否可以参考这种把财富社会化的方式?当然,前提是必须明确信托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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